景龙元年（707年）七月，太子李重俊杀武三思父子后被杀，中宗以其首献太庙及祭三思、崇训之柩，然后枭之朝堂。改成王千里姓曰“蝮氏”，同党皆伏诛。
宋之问上表歌颂武氏父子功德，请造唐中宗神武颂碑，探获赏识。次年，宋之问迁考功员外郎，并与杜审言、武平一、沈佺期、阎朝隐等首选修文馆直学士，“及典举，引拔后进，多知名者。”
宋之问一生总在阿谀奉承中求仕进之途。奉承武则天，谄媚张昌宗兄弟，阿谀武三思，讨好唐中宗，永远一副奴才嘴脸。
最后一次，宋之问却站错了位置，在当时朝廷的朋党之争中，他攀附在安乐公主一边，受到太平公主忌恨。所谓“恶人自有恶人磨”，太平公主可不是什么善茬，权势滔天，手段毒辣。她在中宗面前说几句话，便使中宗产生嫌隙。
景龙三年（709年），中宗将宋之问下迁越州（今浙江绍兴市）长史。
唐中宗年间的政治动荡及个人宠辱无常的经历，使宋之问感触良深，而由朽烂陈腐的宫廷来到清新秀丽的水乡，也使他开始涤净心灵，境界升华。
这次打击让他清醒过来，体会到了政治斗争的诡秘和个人宠辱的无常，他开始反省自己，访察民生，“颇自力为政”，总之，他想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好官，而与此同时，他的诗歌风格也有了极大的改变。
宋之问在越州写的《祭禹庙文》，在真诚歌颂了大禹治水、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写道：“先王为心，享是明德。后之从政，忌斯好佞。酌镜水而励清，援竹箭以自直；谒上帝之休佑，期下人之苏息。”反映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转变。
因此，他在越州登山涉险，访察民生，“颇自力为政”诗歌创作也开始转入了健康清新的轨道，“流布京师，人人传讽”。
其实，他那个时代的文人，尤其是宫廷文人，大多精神格局很小，贪图富贵者多，济民救世之心者少，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情怀到了盛唐才在文人中普遍流行开来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经历贬谪后，宋之问的精神境界得到了有力的升华，而他的诗歌创作也成就斐然。
就在宋之问开始走上“新生”之路的时候，又一次宫廷政变将他逼上了绝境。
景云元年（
710年）六月，临海郡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，拥立唐睿宗，以宋之问尝附二张及武三思诏流钦州（今广西钦州市东北），后改桂州（今广西桂林）。
面对又一次贬谪的打击，宋之问在桂州登上逍遥楼，心中五内郁结，慨然赋诗：
“逍遥楼上望乡关，绿水泓澄云雾间。北去衡阳二千里，无因雁足系书还。”
宋之问经桂林，到达梧州，再经过浔江前往钦州，再次来到岭南“故地”，伤感的同时，竟然有一种亲切感。以前在罗定的生活，让他对这边的风土人情多少有点印象，于是便有了《经梧州》：
“南国无霜霰，连年见物华。青林暗换叶，红蕊续开花。春去闻山鸟，秋来见海槎。流芳虽可悦，会自泣长沙。”
从第一次被贬的“不敢恨长沙”到现在的“会自泣长沙”，他的心态已经不是从前，他预感到了自己的前路不会乐观。
宋之问经藤州时，沿途触景生情，写下了一首珍品——《发藤州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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